作者：周琳
全国城市商业银行的“减法”仍在继续。
继四川、江苏、山西等地宣布部分城商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合并重组后，拟合并辽宁多家中小银行的辽沈银行日前获批筹建。
对此，有人认为，银行牌照太多、网点太密，推进中小银行“合并同类项”正当时，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百姓的效果会更好。
笔者以为，这一说法带有一定片面性。
中小银行过剩了吗？
数据显示，截至去年12月底，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有4601家，其中相当大比例是农商行、城商行、村镇银行、民营银行等中小银行。
即便如此，在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、融资贵时，中小银行无论是数量还是服务质量，仍有较大优化空间。当地方企业需要融资时，中小银行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资本动力，推动中小企业良性运转。
然而，单纯依靠“坐地收钱”吃息差的陈旧模式难以维系，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下，那些业务和资产结构单一、经营缓冲垫较薄的中小银行开始暴露风险。
也就是说，中小银行发展关键不在于数量“多不多”，而在于服务实体经济、防范化解风险的综合能力“强不强”。
从上述情况看，此时选择“抱团突围”，实际是中小银行采取“先大后强”的思路，以增强短期抗风险能力。合并之后，中小银行现有的风险将可能得到集中化解，区域服务能力有望改善，抗风险资本金实力或将显著增强。这是中小银行“抱团”的合理性所在。
根据有关经验，在经济周期、行业周期、技术周期等多重影响下，一些国际成熟市场的银行业机构退出已呈常态化。伴随制度规则的完善，风险承受能力不强的中小银行可能被并购，极少数中小银行可能因经营失败退出市场。无论是被并购还是退市，目的还是为了防控金融风险。
假设防风险的“减法”做完了，中小银行服务是不是一定能提质增效？目前看，服务区域经济少了必要数量的中小银行是不行的。继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“保持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”后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“保持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县域农村金融机构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”。
由此可见，简单“一并了之”显然不行，尤其不能搞“拉郎配”，各地应结合实际情况强化市场化机制，在股权结构、人员配置、机构重组等方面妥善安排。再考虑到商业银行“偏爱优质大客户”的惯性，还应当正确引导，确保足够数量的城商行和农商行覆盖“三农”、普惠、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尤显必要。
长期来看，“抱团”仅是权宜之计，中小银行要更好服务区域经济，应避免盲目扩张。要么始终坚持扎根地方，做小、做细、做实；要么利用重组合并获得的规模优势，由内到外进行资源优化配置，真正提升经营效率；要么积极拥抱数字化，利用互联网平台更好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一方百姓。
对监管部门来说，在看待中小银行的不同选择时，既要关注短期风险防控需求，又要顺应趋势、鼓励中小银行的业务融合创新。只要合法合规，中小银行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积极探索，靠自身竞争力吃饭，合并不合并又何必分个高下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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